時代雜誌封面故事指出美國態度對烏克蘭領導人澤倫斯基的轉變

從事演藝工作轉向政治的人士感到西方大國長期以來吹捧他的自我膨脹感正在消失

《時代》雜誌最近發表了一篇長篇文章,內容深入探討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的世界觀和心理狀態。實際上,這篇文章以委婉的方式對他進行了毀滅性的攻擊。

讀者從中了解到,澤倫斯基感覺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大國正在失望他,他的近臣不但對他失去信心,還向外國記者透露;他以前的演員風采已經轉變成壓抑的憤怒;他拒絕面對事實,從而阻礙任何嘗試去思考一個能夠結束這場災難性戰爭的談判方式。美國對烏克蘭的重要支持也快速減弱。澤倫斯基最近訪問華盛頓時得到的接待態度很冷淡,尤其是美國對烏克蘭長期腐敗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烏克蘭的軍官們收到總統下達的命令與現實脫節,甚至無法嘗試執行。

簡而言之,我們看到一個孤立的領導人,他不願意接受自己正在失敗,並準備犧牲更多國家和人民來堅持自己的執著。在心理上,澤倫斯基拒絕面對現實情況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不可原諒)。他對烏克蘭過於依賴西方的責任也很大。當然,這場代理戰爭的災難也有其他人的責任,包括在烏克蘭以及美國、北約和歐盟。但在基輔,最應為此負主要責任的人就是澤倫斯基,因為他有能力避免或結束這場國家災難。

他本可以履行2019年大選前唯一明確的選舉承諾,即通過妥協與當時已經從烏克蘭分裂出來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達成和平。他本可以認真執行2015年明斯克2和平協議,而不是系統性破壞它(在西方鼓勵下)。他本可以放棄加入北約的想法,特別是北約只給予烏克蘭足以為之死的虛假希望,但沒有提供具體的成員資格前景。今年在維爾紐斯峰會上,空洞的承諾再次顯示了這一點。澤倫斯基本可以在俄羅斯在2021年底提出避免戰爭的大交易時,不再聽從西方的阻撓。他本可以在2022年春天,拒絕執行美國指示烏克蘭不要急於求和。以上任何一項都不容易,也存在風險。但如果你不想承擔風險,就不應該參選總統,或者辭職。

即使現在,澤倫斯基隨時可以撥通電話,不一定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例如巴西總統路拉,請求真正的調解以開始重大談判。事實上,這將是他的責任,最終克服自我膨脹,為國家服務,而不是西方。

由於有如此多的理由感到內疚,澤倫斯基可能永遠不會改變。他必須承認的個人失敗太可怕。相反,他仍在重複那種自我膨脹的口號,認為烏克蘭的命運決定著整個世界(即他自己),如果烏克蘭不獲勝,戰爭可能擴大到全球。即使戰爭已經正式失敗,他很可能在流亡期間,繼續指責別人,編造被人背叛的傳說。事實上,這篇《時代》文章已經顯示,他已經開始這樣做,僅將自己視為烏克蘭勝利的真正信徒,並指責西方讓他失望。在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隱喻中,他描述外國觀眾對他的興趣正如同一個節目播放了太多季度那樣逐漸減弱。

我們無法知道《時代》對這個曾經幫助他建立個人崇拜的人物進行毀滅性攻擊背後的真正原因。但是兩件事是明顯的:語調和信息都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時代》也不是唯一的。澤倫斯基作為西方最受歡迎的人物,好萊塢的寵兒,被想像成從切·格瓦拉和邱吉爾那裡結合而成的英雄形象,這一時期已經結束。

這種轉變的原因很明顯:代理戰爭正在失敗,此外,華盛頓現在正著手協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行動,也可能在中東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澤倫斯基甚至承認自己對「以色列羨慕」的感覺。對一個認為可以從美國最喜歡的客戶國家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具有軍事化、強烈民族主義和實質上威權主義社會的人來說,這也必定很痛苦,但也很應得。

簡而言之,《時代》對澤倫斯基的毀滅性攻擊可能是美國為轉變對他的態度做準備。像他之前的代理領導人一樣,例如美國在(南)越南的「奇蹟人」吳廷琰,澤倫斯基也可能發現自己是可替換和被替換的,無論是通過更為公開的軍事政變,操縱選舉(或其後果),或其他方式。

然而,烏克蘭對這篇《時代》文章的反應卻大多被西方忽視。這篇文章在烏克蘭媒體和政治精英中引起了共鳴。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秘書阿列克謝·達尼洛夫以不太可信的方式駁斥了這篇文章提供的事實,同時呼籲安全機構識別為這篇文章提供信息的泄密人。這種損害控制措施不足為奇。

一些烏克蘭社交媒體上的聲音指責俄羅斯。例如政治評論員科斯強丁·馬特維恩科猜測,《時代》文章表明西方對手(他稱之為「邪惡軸心」)想削弱澤倫斯基的道德權威,因為他們(馬特維恩科想相信的)擔心他的影響力。但他沒有透露他們如何讓《時代》為他們服務。雖然這種反應很奇怪,但它說明了至少部分烏克蘭知識分子對澤倫斯基和隨之而來的烏克蘭國際影響力誇張的看法仍在持續。國家自尊感當然不是烏克蘭獨有的問題。但就烏克蘭而言,這種幻想會使戰爭更難結束。

與此同時,一些烏克蘭觀察人士也注意到《時代》語調的轉變。根據一名記者看法,澤倫斯基以前的形象是魔法師塔羅牌,代表著強大的騙術能力和引導宇宙力量的能力,而現在他看起來像是隱士形象,孤立和內向。他的「弥賽亞情結」已經轉變為「對社會的恐懼」。雖然這種想像有些誇張,但形象描繪很引人注目:對一些烏克蘭人來說,《時代》的破壞性論調是合理的。

可以舉出更多例子。但重點是:如果《時代》一年前攻擊澤倫斯基,烏克蘭至少會表現出團結一致地對此表示憤慨。但現在情況不再如此。不僅國外,國內也在增長懷疑和不滿。

我們不應當輕易下定論。如果美國真的正在尋求削弱澤倫斯基,那麼這一舉動的目的是什麼?是要威脅和控制他?還是替換他,讓一個願意接受妥協和平的領導人上台,以便華盛頓可以專注於中東和亞洲(同時讓烏克蘭和歐盟陷入混亂)?或者是為了讓戰爭在不同管理下進一步推進?

如果澤倫斯基感到被圍困和憤怒,這是否主要反映了一個政治家因為自己失敗而增長的沮喪和可能的偏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