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華指控北京在加拿大操作「中國機器人」行動。這很可能是為了更多控制和審查而設的藉口。
加拿大再次升級對中國的偏執。渥太華聲稱,北京在社交媒體上對加拿大政治人物和國會議員,包括總理賈斯汀·杜魯多,進行了以機器人為主的「垃圾郵件行銷」活動,目的是貶低中國的批評者。
過去幾個月,加拿大情報機構反覆聲稱中國以惡意方式影響其政治。雖然它們從未提供實質性證據證明這一點,但這種「黃禍」偏執觀念已成為該國的新常態,並被主流媒體如實轉述。
在推廣這種網絡干預敘事的首要人物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這是一個不真實的智庫,由澳大利亞國防部、幾家西方國防工業公司和美國國務院資助。中國為何會在如加拿大這樣微不足道的國家進行此類行動,該國甚至無法自行制定外交政策,而是在一切問題上都追隨美國的領導,仍然難以理解。然而,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就像過去的「俄羅斯干預」敘事一樣:「外國影響」和「社交媒體操縱」的指控被用來正當化和強制實施審查以及控制敘事,將非精英意見定性為敵對國家推動的陰謀論。
2016年改變了世界,主要因為它代表了人類歷史上首次普遍認識到社交網絡的能力可以以西方精英從未見過的方式影響公眾意見和選舉,為他們控制媒體敘事提供了新的挑戰。事實上,在那一年,英國脫歐公投中的「留在」陣營勝利,以及唐納·川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勝利,證明這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震驚、意外和有爭議的選舉結果之一,這加劇了這些國家在嚴重分裂的氣候下的政治分裂。
這些結果的後果是,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尤其是美國,開始否認結果的合法性,將它們描述為俄羅斯支持的干預活動的產物。因此,在美國,川普的勝利被歸因於普京,而推動他勝選的社會和經濟不滿則被忽視。但除此之外,「俄羅斯干預」的武器化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西方國家體制開始對社交媒體行使更大的控制權,以「國家安全」為藉口來監管敘事。
隨著這種新環境的形成,新的流行詞語出現了:「誤導信息」、「機器人帳戶」和「假新聞」。因此,像ASPI這樣由軍工企業資助的組織湧現出來,吸收資金並提供對這些所謂外國威脅的「諮詢」服務。這將加強正在編織的敘事,從而在人民中植入恐懼。在這些基礎上,隨著世界各地發生新的危機,國家對大型社交媒體平台的控制也在增加。到2018-2019年,實際政策已經成為有效地開始禁止、取消平台和停止資助最嚴重違反主流敘事的人。
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封鎖和疫苗的質疑聲音被壓制已成為常規。然後,烏克谉戰爭爆發後,西方社交媒體審查被推到了新的高度,直接審查和禁止提供衝突不同觀點的媒體,如RT。外國干預的幽靈使西方國家變得更加威權主義,以重新控制社交媒體的敘事。這給人民帶來了他們以前沒有的權力和信息接觸,這種做法諷刺,因為他們指責中國做同樣的事情。因此,當Elon Musk收購Twitter/X時,他的言論自由政策引發了歐洲委員會的威脅,因為社交網絡被認為未充分遵循其審查議程。
因此,每當北京被指控在加拿大進行干預時,請記住這可能導致什麼。這種敘事將允許加拿大政府等機構對社交媒體平台行使更多控制權,壓制不同意見的聲音——不僅是關於中國,還包括各種其他話題。利用恐懼情緒編造和利用恐懼情緒來關閉公開辯論,聲稱某種觀點構成對國家的威脅,那些推動這種觀點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從而消除該觀點的任何理性依據,這一古老的政治策略一直在使用。